由单一“风险社会”成为“风险世界”共同体，无论是病毒危机还是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世界的多样性正被一个个威胁裹挟着。回想自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虽然我们抵御风险的能力在增强，却仍然难以承受它们以更高频次、更大破坏力入侵带来的损失，最终将人类推进万劫不复的境地（不过，有多少又是自食恶果呢）。

  全球变暖导致的极端气候，一跃变成全球天气的最新操盘手。而台风和海啸，绝对应该列入二十一世纪人类最希望防范的天灾之一。在经历过多次腥风血雨之后，人们慢慢地认识到，原来台风也存在“劲敌”：红树林抵御台风和海啸的能力，远超于任何一种人类工程。

  尽管有这样的好处，红树林的价值却常常被低估的。爆炸性增长的水产养殖、城市扩张、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和经济发展，在1980年至2000年之间全球红树林面积减少了35％，大约70种红树林物种有11 种面临灭绝[1]。全球红树林面积在时空维度上的萎缩，慢慢的变成了人类丧失抵御风险能力的又一个补充说明。

  从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在所有红树林被破坏殆尽之前，还原、修复它们，几乎在成为其分布所在地，政府、社区和环境保护组织一同推动的事情——毕竟，如果能用种树来建立一道抵御风险的坚固大门，何乐而不为呢？

  红树如何种？很多人印象里，这不过是挖个坑、埋点土就能解决的问题呀。整体来说，大致有三个关键性决策要考虑。

  并非所有的滩涂都可以拿来种树，为鸟类保留一定区域的生存空间，滩涂既要能成为它们的运动场，又必须成为饱餐一顿的中餐厅。更何况，这涉及到对沿海资源利用方式和价值的重新评估。

  像中国深圳这样的沿海城市，因发展而被开发的湿地空间如今已经被楼宇填满，恢复原有土地显然不是最佳选择；而为提高经济和粮食安全而提出的许多大型农业发展计划也会对红树林湿地造成威胁，如缅甸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地区开展水稻和油棕经济作物种植，成为侵占红树林主要因素。

  从更大的视角来看，要评估和规划一个国家红树林复种的方案就没那么简单了，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协调等各个层面考虑。针对实际发展状况，2018年11月，保尔森基金会、老牛基金会和红树林基金会（MCF）等共同启动了“中国红树林保护及恢复战略研究项目”。

  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在政府部门、国内外权威的研究与管理机构，和相关专家的合作之下，提出中国红树林的具体保护与恢复方案，并把方案形成政策建议，为红树林ECO的发展提供战略性地保障。

  其次选择种什么树。近两年“科学种树”的理念也得到了广阔地讨论与实践，从追求“长得快”向实现“长得好”为目标，慢慢的变成了大势所趋。在深圳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MCF成功推动无瓣海桑的治理。这种从孟加拉引进的红树，由于长势迅速，最早被一些沿海城市引种作为修复林，但却因适应能力强、扩散快，侵占了滩涂并对本地红树生长产生一定的影响。2017年至2018年，MCF和政府有关部门投入了较大的人力进行清理。因此，理性地选择、合理地种植是很重要的选择。

  最后，种完以后的工作还有很多。成活率怎样？长势如何？是否有病虫害风险？生态价值如何？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日常监测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这不仅能为我们揭示红树林ECO的时空变化，通过成功的复种行动，还能为我们展示解决土地利用的可能机会点——不断地实践和复盘种植情况，才有机会真正解决在哪儿种的问题，形成相对完整的复种闭环。同时，巩固复种成果，“自然保护地体系”为红树林的恢复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将红树林所在地逐步纳入到自然保护地，可帮助解决诸多潜在保护问题、提升保护管理上的水准。